华夏音乐，常与文学连接系。文学为主，而音乐为之辅。古诗三百首，乃华夏历代文学不祧之祖。乐即附于诗，故诗辞更重大过歌声。诗体中之最肃穆者，其歌声最简淡。清庙之颂，一声三叹。巨细雅次之。风诗最下，其歌声亦最繁。孔子言："郑声淫。"因其歌声尤繁，声掩其辞，特以媚谄于听者。卫风亦然。所谓淫，非指其辞言。逮后乐声愈变愈繁，至孟子时，乃有今乐古乐之争。音乐之愈趋自力，以致摆脱其文学之本。因而此下儒者，仅守《诗经》文辞，所致忘弃其音乐。
即如《楚辞·九歌》，亦文学音乐连接系。汉朝乐府亦然。然着末还是声亡而辞存。即唐诗中之七绝句及宋人之词，其先莫不附以乐，歌伎唱之以侑酒。下至元剧，亦以文学与音乐协做，此后亦亡其乐而存其辞。惟明朝昆曲，于今歌谱尚留。然昆曲之辞，亦尚雅。蜕变至于现时时髦之国剧，则歌声特居重大，而唱辞有俗不成耐者。一代老伶工，莫不以歌喉博众欢。其次有演技，身材、工架、台步、手势，乃在歌咏外加以跳舞，又加以脸谱袍服，绣龙绣凤，则又加以图绘。因而加以锣鼓胡琴诸色乐器。但更要者，则仍为此脚本中之故事。教忠教孝，真情至性，能够感六合而泣鬼神。祖国剧终不失其一种极高之文学性，不失为华夏文明中特具备和合相之特点之显明一例。与西方文明华文学、音乐、跳舞、图绘各自分途掘起之趋向有异。
华夏前人常言礼乐，礼为主，乐为辅。即就《诗经》言，朝廷大典，礼与文学与音乐，三者慎密相系，融为一体。春秋时，各国卿医师国际交际，仍亦以赋诗见志。然至战国，即不能然。叔孙通为汉定朝仪，不闻更定朝乐。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无乐经。循至宋朝诸儒，极意欲兴古乐，终成梦想。然礼之众多卑劣则为俗礼。俗亦人生之一面。亦堪称华夏之文学与音乐，历古相禅，虽各有变，乃无不与人生慎密相系，融为一体。如荆轲赴秦，众友送之，歌风萧萧兮易水寒。汉高祖得天下，会宴充沛故乡，歌焉得猛士守四方。蔡文姬归汉，有《胡茄十八拍》。此皆其例。下至南宋，放翁诗"落日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做场，死后长短谁管得，满村外传蔡中郎"。此下遂有弹词，有大鼓诗，有凤阳花鼓，难道音乐文学与人生慎密接洽之例。虽与舞台剧之掘起稍异，要之，还是华夏文明特点中之一和合相，则其精力意义还是类似。
惟音乐文学与人生之慎密相系，此间有一邪途。一为全体，一属个体。如文王拘幽抚琴，孔子居卫鼓瑟，此则在一人茕居时借音乐为消遣而见志。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志在流水，此亦个体消遣，贵于能自见己志。若仅为消遣，则仅属人生中一松驰，一脱节。惟能于消遣中有以见志，则仍在人生深处。独钟子期能见伯牙之志，故钟子期死，伯牙终生不复鼓琴。此一故事，在华夏音乐史上实具深义，非识得此意，则恐不成与语华夏之音乐。
嵇康之《广陵散》不愿传人，非惜其技以自信，乃憾短暂无可传者。伯牙之志在高山，在流水，岂诚仅志于高山流水云尔乎。身在高山流水间者多矣，目中有此山川，心中无此山川，此则俗人云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此乎，不舍日夜。"此即孔子之志在流水也。孟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此则孟子之志在高山也。欧阳永叔言："酒徒之意不在酒，而在山川之间。"此意又岂得尽人语之。嵇康之《广陵散》，日常茕居，一琴自操，乃别有其志之地点。技而进乎道。昧于道斯无奈相传矣。
嵇康又有《声无哀乐论》，此意亦当细参。哀乐乃人生一大事，离却人生，复何哀乐可言。非音乐中自有哀乐，乃操音做乐者之志有哀乐，而于其音乐中透出。哀乐乃在此音乐家之心中，故曰声无哀乐也。可是音乐岂可摆脱人生而自为掘起，故那时人言："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前人鼓琴，乃丝声。后代乃有箫笛管乐代之而起。琴则仅在双手拨弦，声响限在器物上。箫笛由人吹。有人气在内，声自不同。弥近人，斯弥易见人之哀乐矣。然箫笛仍赖一竹管，仍为器物所限，故不如歌咏，全出人身，更易见哀乐之真。故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因其弥近天然，实则乃是弥近人生耳。
方其人萧然以居，悠闲以思，偶有哀乐在意，以啸以歌，斯诚人生中音乐之一最高境地。或则一箫一笛，随便吹奏，此亦人生一佳境，一乐事。苏东坡游赤壁，客人三数人，扁舟江上。半夜人静，客有吹洞箫者，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此诚是多么六合，多么情怀。箫中哀声，发乎吹者之心，人乎听者之心，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俯仰今古，短暂游情，乃有不知其但是然者。岂当前日多数市音乐吹奏会，广集公众，乃为资源社会获取名利一权谋。此虽亦是人生，但与华夏文明幻想中所寻找憧憬之人生有不同。
长笛一声人倚楼，此倚楼之人，亦必心有所怀，无可抒泄，乃以一声长笛表白之。即如村野牧童，骑牛背上，亦心有所怀，但不自知所怀系何，偶亦一声长笛，成为此牧童人生中一佳境，一乐事。此亦华夏人生音乐中之一例矣。
华夏文学来源，必出自做家个体以心坎深处。故亦能深入读者之心，得其深挚之共识。音乐虽与文字分途掘起，但其重要来源亦仍旧出自音乐家以心坎，故得与文学同归。西方文学根底重要建造在做家对外表人生之观感与刻画，较当华夏已难免隔了一层。其音乐精力似亦多属对外。唯其如此，故能各奔前程，各自掘起。
而全体音乐又远占上风。即歌声与乐器声亦求各自掘起。以群乐器合成一声，乃有大乐队之涌现。余曾见之银幕上，一堂围坐，几达两百人。人操一器，器各不同。群奏一谱，和声胜于独声。此起彼伏，如群浪澎湃，群壑连续。必得有一指导者，张手提醒，一座皆不得由己做主。皆必得忘其自我，在全曲实行中各自杀其一部份之吹奏。若加离别，即各不成声。如此一大合乐队，在其繁杂诸乐器之机关协做中，若加进如华夏之一箫一笛，岂不微漠眇小，实无多少意义代价可言。
华夏乐器中有笙，亦箫笛之类，惟不如箫笛之简捷，故亦不如箫笛之时髦。盖乐器愈简捷，则吹奏者愈得自在表现其心坎之所存，乃愈为华夏人所好。闻笙传入西方，乃渐蜕变为钢琴。钢琴虽仅是一乐器，然弹奏钢琴，正如一大乐队之大合奏，其声纵繁杂繁变，终是为器所限，人必听命器，而心无自在。西方人虽盛倡自在，然又乐于投入外观繁杂处境中受其束缚，遂于此重重束缚中，争夺得涓滴自在，引为人生大快。西方文明自己如是，音乐亦其一部份，自不不同。
今以一箫一笛与一钢琴言，其为器之简捷与繁杂何可相拟。故弹钢琴必先训练技术指法，逐渐行进，俟其初学，乃得弹成谱。做谱者自是一音乐家，依谱弹奏，得其妙旨，始得亦成一音乐家。做谱者为器所限，弹奏者又为谱所限，于层层束缚中获得自在，须赖本领，求所谓心坎自在，已隔多少层。华夏人如一牧童，骑牛背上，随身携一笛，随便吹之，为所欲为，自成语调。所谓游刃有余，所谓自有会意，个中妙处，乃由自豪，不关苦练。故乐器则必求其简捷，人生处境亦力图简捷。颜渊在穷巷，一箪食，一瓢饮，而乐在个中。乐器中如钢琴，乃巨富大贵，如箫笛，则穷巷箪瓢也。
余有中学同砚刘天华，性好音乐，课余参与军乐队。队中有大喇叭，吹声极缺乏，而缠绕肩上，使人浑身如负重任，不得自在。群皆厌习，天华独奋任之。随大队之尾末，盘跚而行。所吹声又缺乏枯燥，人皆指觉得笑，天华乐任此不厌。后离黉舍转习中乐，成名。余曾亲聆其弹琵琶《十面潜匿》，在深宵入耳之，深加欢快。后天华以二胡名，余未得亲聆其奏，仅于收音机入耳之。窃谓天华诚有音开朗赋，然所得终在本领上，于华夏音乐之妙处似仍有隔。如其奏《空山鸟语》，依华夏文学意义言，个中妙趣乃在听此鸟语者，而不在鸟语自己。故奏此曲贵能热情表现出听者以心坎，若仅在鸟语声上着意，本领纵高，终落选二乘。《诗经》有赋比兴三义，仅在鸟语声上着意，此乃诗中之赋，然所赋仍贵在人之情感上。故必有比兴。天华似于此上尚少深刻领会。抑且《空山鸟语》乃与在其余处闻鸟语有不同。所谓鸟鸣山更幽，妙处正在一幽字上。此一幽字，亦不在空山，乃在此书生以心坎深处。
故华夏音乐贵能传心，通报性命，斯为得之。倘于多数市烦嚣中奏此，则仍失其趣矣。天华之二胡能变一把手至二把手三把手，音变大增，本领自工。然似不脱初年训练军乐队时之影响，能把西方音乐全体吹奏之情调谱入华夏简捷乐器如二胡中，斯则其大胜利处也。若求其技而进乎道，则宜有更高境地在。
余近来游香港，有人赠以很多陆地华夏音乐之灌音带，个中有箫笛两种，皆近来陆地人所奏。吹笛者，十余年前曾来香港，余曾亲聆其吹奏，本领诚不差。洞箫亦雅有华夏情趣。然所录各曲，个中多加配音，则无此须要，殊属过剩。当其扁舟江上，一人倚楼，生于其心，动乎其气，出乎其口，一箫一笛，顺手盘弄，天机横溢，情趣烂然。若使必再约三数人或七八人来做配音，则无此地点，亦且异其情感。
必当在多数邑大阛阓大酒楼，卖票盈座。而六合已变，情怀迥别，同此箫笛，同此音节，而不复同此情怀矣。箫声和细，配音又有束缚，尚能多保存箫声之原味。而笛声清越高亮，配音益繁冗，益纵放，以致锣鼓笙琴热闹一片。笛声时而繁盛乎其上，时而潜行乎个中。吹奏者之本领自不成没，要之，一人倚楼，牧童牛背之笛声，则决不如此。此虽一小节，而商议文明谴责其异同得失，则不成不明此意。
孟子言："独乐乐与众乐乐，孰乐。"一人倚楼，牧童牛背，笛声偶起，此为独乐乐也。但是楼上笛声，能够绕梁三日，三日不断。牛背笛声，能够横溢四野，无远弗届。闻其声者，亦得同此感想，此亦众乐乐也。发乎一人，感及别人。其一人之发，则本乎天机真趣，身不由己。而别人闻之，亦莫知其感激之所由。发者不待本领，感者亦非先有音乐教养为其知己，此间自存有一片天机，此即人类大性命地点也。陆象山有言："我虽不识一字，亦将堂堂地做一人。"牛背上之牧童，亦可言我虽不识一音，亦将悠悠闲吹一笛。愈活泼，则愈伶俐，愈深刻。华夏音乐之转入一独乐境地，如伯牙之鼓琴，如牧童之吹笛，本领工拙有所不管，抑亦堪称其皆进乎道矣。
抗战时余游昆明，一日，偕一友在大观楼外雇一舟，涟漪湖中。操舟一女子，忽引吭唱民谣。余二人闻而悦之，嘱勿分神操舟，可一任其所至，汝且全心所唱。正好水平如镜，舟女亦焕发有加，继续连唱了数十曲。斜阳西下，不得不断唱返棹。问此女，汝能唱多少曲。女答，不知其数。半日之乐，乐不成言。然亦适逢此湖山，正好此景致，舟女亦适逢赏音之人，随口唱出云尔。若果劝此女改业上任，为一女乐，则必从新用功夫苦练一番。待其上任卖唱，亦决不能与本日湖上所唱相拟。音乐之是以超乎身手本领之上者在此。所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良有以也。
余又曾看一西方片子名《翠堤春晓》。男女两人驾车游园，景物宜人，又配上一套音乐，使人恍然如在另一六合中。不记多少年后，又再看一次，仍旧动人。此诚不失为西方一好片子。然念唐书生之《枫桥夜泊》，终夜不寐，"苏州城外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此亦多么动人。钟声极缺乏，然协做此枫桥半夜，江枫渔火，羁客幽思，一声声缺乏钟声，正相协做。若必探求一大乐队，到岸上来吹奏，岂不转讨此羁客之失望。不然此羁客亦必移转情感，忘其羁苦，另生一番欢愉。当前人处此境，必披衣离舟登陆，不耐听此山寺之钟声矣。华夏音乐之妙处，妙在天然。实则是妙在其即在今性命，此情此境中，享用得一番妙处，却不待要舍此别求也。
白开朗在羁旅中，泊舟浔阳江头，黄昏闻隔舟琵琶声，其声哀伤，如有深怨。开朗亦别有感想，深抱怜惜。问之，乃一嫠妇。招来舟中，命其重弹。此妇骤遇知己，心一舒泰，弹声益热情，益伶俐。开朗事过不能忘，遂成《琵琵行》一长诗，千年传诵。此两人当此深宵，浔阳江头一曲琵琶声之所感想，今千年后代犹可想像得之。竟堪称余音绕江，千载犹在矣。此又华夏人生与音乐与文学之慎密相系，融成一体之详细一例证。
直至昔日，人人竞慕新文学，此诗遂成绝响。然看来华夏人生乃求立即即地，在各人生存之真情实境中，心坎深处，求天机，觅前途。文学然，音乐亦然。西方人乃谋于另求一新地面，新境地，使人投入，得新人生，新情感。其文学然，音乐亦然。故华夏人重其内涵，西方人则重其外表。惟求内涵，故愈活泼，愈合一。求以外表，则愈分歧，愈繁杂，各自自力，各自成一新六合，各自成一新性命。
音乐之于人生，亦外表而自有其六合与性命。例如西方一大乐队合奏，人操一器，即不准这人自存情感，务使人人各自安心在其所操之乐器上，而诸乐器亦各无其自力之身分，必于其乐队所奏之全乐调中始有身分。徜谓音乐亦存心，亦有性命，则其心与其性命不在人，而在乐。此亦犹孟子所谓之众乐乐。诸吹奏者，皆必在全乐调之掘起中得其乐。倘问此乐之乐究从何来，则必谓制此乐调者之心中来，是音乐仍不离人生也。
然此制乐调者，会众器成一调，其心最少不为求一人孤听，乃望大集入耳，此亦犹孟子所谓与众乐乐也。唯其如此，乐中哀乐，由制者奏者至听者，此间皆具无穷前提，无穷波折，不热情，不天然，不活泼。曲终人散，听乐者虽亦短暂有感想，散后回去，即茫然若失，仍旧故我。转不如倚楼有人，牛背牧童，彼之一笛，本不期在听者。而赤壁扁舟，客吹洞箫，其心中之听者，亦惟同舟数友而止。即此而论，西方音乐，每以大群为目标，个中若难免有墟市情绪之羼入。华夏音乐，个中乃深存乡村情绪，时难免有一种沉静并立之情趣。人生不同，斯音乐展出亦必有不同可知矣。
西方乐器首推钢琴，虽由一人独奏，亦模糊好想于一队之合奏，此诚属西方音乐之特点地点。惟大提琴小提琴在西方乐器中，较宜独奏，虽亦加有配音，而颇近华夏音乐之情调。华夏人如马思聪，能于小提琴中奏中人民谣，羼入华夏味，已极受国人之观赏。近来余游香港，曾去听一音乐会，皆陆地享有盛名之乐人来港演唱，有一大提琴吹奏，羼入华夏情调，拉中人民谣，最为可喜。而洞箫长笛，于华夏乐器中亦效西乐，多加配音，遂失华夏之情趣，转为怜惜。昔日国人于主意全数欧化外，亦主兼采中西，另开新局。然以余近来所听陆地乐人如洞箫、长笛、大提琴之三种新声，则互相协商，实亦有大可商量之余步也。
又如西方剧，有歌剧与话剧两种，然歌剧终不如话剧之时髦。而在华夏，如晚清以来时髦之京剧及地点戏，皆歌剧也，时髦世界，经久不衰。而慕效西方为话剧，则终不受国人之深刻欢送，终亦不能与我固有之歌剧并行不悖，平头齐进，个中亦深具意义，可资协商中西音乐者做阐申。姑此提议，以备研究。
余又论西方文明以宗教科学为根底，华夏文明以品德艺术为根底。华夏音乐在其文明机关中，应归属于艺术，发乎情，止乎礼义，尤应不背于品德，此可不详论。西方音乐则显与宗教慎密相系，教徒人教堂唱夸奖诗颂圣歌，务求其心直通天主，乃以天主心来爱父母，爱家庭，恋人类大群。故宗教之泛爱，乃本于天主心，非本于各己心。而天主则为外于人类一客观详细自力之存在。若以此意来看西方音乐，详于前论者，音乐亦不发乎吹打者各己之心，而若别有一客观之存在。此为音乐与宗教在西方文明精力中一类似之点。
又论科学，姑举医学为例。西方医学首重剖解，一遗体横陈桌上，孰为心，孰为肺，孰为肝，孰为肾，逐个检视，一若忘其遗体之亦曾同属一性命，而亦视之为性命外一客观之存在，不然何能不汗乎颡，而心若冰霜，不稍动于衷乎？学音乐者之操一乐器，其心亦一在所操之器，一弦一键，各有妙义存在，亦从客观入，不从自心出，岂不亦与学医者之先习剖解有统一之情感乎。
再论文学，孔子曰："辞达云尔矣。"由我心达彼心，由彼心达我心，文辞特意一器械，一引子。而西方文学亦同重一客观外表之刻画，须在此客观刻画中不见我心，乃为上乘。此又西方文学在其完全文明中，与音乐与科学与宗教有其类似之一点，即同有其一客观自力之存在。此又研究中西文明异同所当重视之一例也。
本文摘自：钱穆《华夏文学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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