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古代文人士子在繁荣社会经济的影响下，都发生了哪些改变？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心学赋予了个体前所未有的自由和主动地位，追求独立人格与实现人生价值成为不可阻挡的洪流，不断冲击着理学留下的压制个性发展的巨大障碍。而嘉靖至万历时期又恰逢李贽这一思想先锋大讲“童心”，极力宣扬“私欲”，人的本能要求和真实欲望存在的合理性再次受到极大肯定。
这一时期的文人士子本就处于繁荣的社会经济带来的种种嬗变中，在此影响下，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率性而行的人格特征和世俗享乐的精神倾向。所以，他们大步走向纵情自适的感性天地的同时，也自然会被社会任情逸乐的图景所吸引。
这一时期很多与商人群体有所往来的文人作家都表现出对市井屠沽的艳羡和追捧。官僚作家如王世贞，总是在诗中刻画商贾花天酒地的生活：“醉后美人舞，落花江上席”“停鞭半醉道春好，笑入胡姬旧酒垆。”
士商阶层流动加剧
商人情欲张扬、得意自适的模样想必很是打动这位束缚于官场的文豪。与之相交莫逆的胡应麟，他将商人的乐趣归纳为“黄金作铜使”“鱼虾贱如泥”，一遍一遍地吟唱“乐哉估客乐”。
或是曾有与商人同乘客船出游的经历，他说：“不从估客游，不知估客乐。百万扬州鹾，持筹胜骑鹤。不乘估客舟，不知估客乐。十万荆州娘，红粧照罗幙。”
言语间都是对商人任情纵乐的羡慕之意。身居中下层的山人作家应该说更易与商贾契合，他们中同商贾关系密切者同样是满心羡慕地书写商贾的纵情逸乐。梅鼎祚云：“人言估客乐，估客信自乐。大艑千幅帆，三江恣游博。”又有：“前船丝肉陈，后船箫管作。估客从何方，但言估客乐。”
布衣文人徐渭看见日暮中商船航行之景，便已联想到这些获利而归的商人出入市朝，轻肥自恣的场面，他慨叹：“笑指红霞如有意，乾衣骑马广陵城。”
潦倒终身的他如何不慕求富商的恣肆与奢华。而且，这一时期文士间的奢俭风气也在发生变化。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云：“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
其言下之意是嘉靖以后，士风最为雅正的江南地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往日安贫乐道的士人群体开始爱慕虚华，追求眼前欢乐，他们既购置田舍、大兴土木，亦耽溺声利、畜养伎乐，这些情形在以前“百不一二见”，而今却屡见不鲜。
又按翰林焦竑的所见所闻，嘉靖以前，“士大夫多以富为讳，争由洒濯，以免公议”。到了嘉靖以后，“闻人仕，众必问曰：‘好衙门否？’闻人退，众必问曰：‘有好收拾否？’”至于那些“耀金珠广田宅以骄里闾者，世不以为过也”。官僚群体崇尚钱财，公开地追求财富成为普遍现象。
万历间会稽人陶奭龄还注意到：“今寒士一旦登第，诸凡舆马仆从、饮食衣服之类，即欲与膏粱华腴之家争为盛丽，秋毫皆出债家。”
好利浮华心态主导下，攀比习气蔚然成风，寒门进士都不惜借债以饰体面。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竞豪逐奢、贪图安逸之风在文士中形成潮流，读书仕进，从而立德、立功的价值观念在这一时期大多数士人心中相当淡漠，连神圣的登科取第之途都已变质成为追求荣华富贵者的进身之阶。
仔细来看，这为了解历史的真实情况提供了这样一种情景：即文人与商人两个完全不同的阶层在这一时期拥有近乎相同的价值目标。其虽不能完全归之于商人的影响，却很难否认商贾的崛起以及士商阶层流动加剧在其中所起的催化作用。
其结果就是，商人阶层的价值观念不仅变得更容易被文人阶层所接受，而且随着商人意识的日益渗透，文人的价值观念进一步趋向世俗化，奢侈享乐越来越被作为人生追求而得到普遍推崇。纵情声色、及时行乐从下到上成为一种常态。
一言以蔽之，在士商关系日益加深的背景中，传统社会倡导的具有浓厚道德色彩的重义轻利、以理制欲观在嘉靖至万历时期的文人士子的思想意识中逐渐褪色，取而代之的是崇奢纵欲精神观念的潜滋暗长。
此外，关于这一时期文人义利观的改变，还要补充的一点是，义、利之间的矛盾在文人心中实现了调和，很大程度上源于不少商人“富而好行其德”的良好形象对文人固有价值判断的打破。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周济穷苦百姓，仗义疏财帮助寒门青衿的商人便是其中代表。
文人与这类商人频繁往来，商人身上逐利与行义并行不悖的情形促使他们放下成见，从而不再抑制对物质利益追求，在观念乃至行为上都逐渐向商人靠拢。
文化生活与物质色彩
嘉靖至万历时期文人与商人间的密切联系，不仅使他们的精神观念摆脱传统束缚，而且让他们的日常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其突出表现在与之最为相关的文化生活方面，这些文人或是在家庭财力的支持下，肆意地追求人文趣味，亦或是在商人朋友偶尔的邀游中，尽情地游园享乐和徜徉山水。
收藏鉴玩
收藏鉴玩、品书评画是文人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亦是其展示自我高雅品位的独特形式，所以文人皆有珍藏古董、书画之好。
万历时期的高濂，既是以戏曲名世的文雅之流，亦是著名的藏书家。他曾捐资在北京当过几年鸿胪寺官，后来辞官回到杭州，在西湖苏堤的跨虹桥畔筑山满楼，专门贮藏古今图籍及大小碑刻。
他自述“自经书子史，百家九流，诗文传记，稗野杂著，二氏经典，靡不兼收”，梦寐不忘之籍远近访求，新异之典则“不论价之贵贱，以必得为期”，是一位典型的富而有闲的风雅之人。
追溯其家世发现，他能够用金钱求得清闲之官，又能为艺术爱好不惜血本，与他从商的父亲有很大关联。高濂的父亲高应鹏是一位富商，曾以赀获官。
高濂作为家中独子，其父对他相当疼爱，不仅在居室旁建造书斋为之大量购置古籍图书，还叠楼架屋为之存放古尊彝器。这样的家庭环境给高濂带来很大的影响，一方面，他虽未登科取第，但自幼接触藏书、古器，不负父望而有博古通今之才，就如屠隆所称是“家世藏书，资其淹博”。
另一方面，殷厚的家资使得他可以继续投身心中所好，在面对心仪的古籍善本时，直接表现出“不论价之贵贱，以必得为期”这样的豪气姿态。
如同高濂这样随心所欲为自己的嗜好“买单”的文人并不多见，若不是有一个富商父亲为其提供物质基础，高濂对艺术文化的体验感毋庸置疑会大打折扣。还值得一提是，“遍考钟鼎卣彝，书画法帖，窑玉古玩，文房器具”还不是高濂这位富商之子的全部生活，在焚香鼓琴、栽花种竹等方面他同样钻研精深，堪称行家。
他的《遵生八笺》便是专就这些文化消遣而谈说自己的高雅品味，并且分享他“坐陈钟鼎，几列琴书，帖拓松窗之下，图展兰室之中，帘栊香霭，栏槛花研”的至乐人生。可以说，高濂的生活方式愈是彰显风雅，物质条件在他身上的作用就愈加凸显。同样钟情于书画鉴玩的还有商人之子王稚登。
世代受贾家庭中成长起来的王稚登自小就无忧无虑，年纪稍长，便频频出入酒肆青楼。他回忆自己的放诞经历时有云：“少尤好肉，娈童季女不去左右。”父亲王轩在他三十岁的时候去世，而他在此之后仍未断绝声色之好，依然浪荡行事。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其父“遗赀颇厚”，而又有其兄接管家政，继续父业。
如他自己所说：稚登亡赖，幸有先人之弊庐以蔽风雨，阪田以供饍粥，养鸡秔黍以卑膢腊，种荳燃箕以代薪，酿秫浮槽以为醴，裋褐可以当黻绣之华，脱粟可以比兼珎之味，蹑屩可以视安车之适，拥书可以等南面之荣，素琴可以发清商之操，丹青可以致卧游之乐。
这显然是一番自谦之辞，从侧面反映出的是这位商人之子悠然的生活状态：不仅无衣食住行之近忧，而时有打发闲暇之雅趣。王稚登的文化生活自然不是像他描述的读书、弹琴和作画那么纯粹简单，在收藏鉴玩上他同样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不然鉴藏圈的名人詹景凤评价当时收藏名家时也不会对其刮目相看：“予同时称赏识，则首推文休承、黄志淳、何元朗，次则顾汝修、汝和、王伯榖、莫廷韩、沈宜谦。”这里的“王伯榖”便是王稚登。
与其深受时人赏识的鉴赏水平相对应的是十分可观的藏品，倪瓒真迹最多还在其次，主要是不乏王羲之、赵孟頫等这类艺术大家的作品，尤其是像《快雪时晴帖》这样的珍品也在其囊中。
结语
总的来说，不得不说王稚登这位名噪一时的山人作家和他的文艺鉴赏生动地印证了一个事实：“没有一定的安逸感和支配空余时间的能力，没有人可以获得文化，而没有训练，艺术是无法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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