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文人相轻”一直以来是古今中外活跃在文学领域亘古不变的话题。一直以来，文人间或多或少都会和自己同时期的文学家产生隔阂或鄙夷，这是文人的“职业病”。但是文人相轻这种现象在古代尤为明显。因为在古代，大部分文人的理想都是考取功名，走上仕途之路。如果在同时期出现了与之竞争的对手，就会阻碍文人的仕途之路。毕竟在封建社会的环境下，文人只有通过这条“独木桥”才能通往皇帝身边。
和古代文人相比，虽然现代也存在文人相轻的现象。但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在生活、工作的选择上更加多元化。而文学如今更多已经成为一种消遣和学习的领域，和现实的仕途没有过多关联。因此虽然现代文人已经秉承着此种心态，但在社交礼仪中，更多是以“笑脸相迎”来化解其间矛盾，文人间的相处氛围更加轻松了。甚至用大白话来说，文人的社会地位，更多来自情商和财商的对比，而非单纯的文学对比。
一、古今中外的“文人相轻”史
其实我国古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文人相轻”的现象，直到曹丕为这一现象盖棺论定，社会才开始注意到这个“高端”的问题。曹丕曾在《典论》中写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文人间的“相轻”到底指的是什么？对政局的不同见解、对事物的审美、以及对文学水平的理解不同。这也是我国古代大部分文人互相看不上的主要因素。唐朝时期，一位叫做辛弘智的诗人，百无聊赖之际写了一首诗：“君为河边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台上镜，照得始分明”，本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可同时期的同学却将诗中的“始”改为“转”。
由此两位诗人开始“撕逼”，不断贬低对方的见解，抬高自己的寓意，并对这首诗的最终公布出来的著作权互不相让。其实他们争的哪是一首诗，争的是一口气，更是在诗句背后的权力。毕竟在皇权为主的社会，诗词得到皇帝的赏识从而走上仕途的例子数不胜数。
但大部分古人的争论，大多停留在风雅之间的交锋上，并不真正涉及对方的具体地位和政权，毕竟不是所有诗人都能当官。他们对于自己的对手在审美体系上的迥异，表现出了互相看不上的鄙夷，它更多是来自不同地域间文化迥异带来的争论现象。
年代久远的学派看不上刚成立的学派，正统文学看不上民俗文学，甚至还有许多人对于用文学来赚钱这种做法更是嗤之以鼻。总之，只要不和自己在同一频道上的对手，都是他们鄙夷的对象，古代的文人相轻往往伴随着各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冲突，远不如现代文学家之间的和睦相处。“文人相轻”的现象不仅在我国古代出现，在外国同样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要比对骂的功力，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可一点也不逊色于中国人。
后世人对简.奥斯汀的评价颇高，对此在文学上的造诣上的吹捧有过之无不及，可在马克吐温眼里，简.奥斯汀就是个浮夸的疯子。马克吐温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过，对于她的书，我简直无法聚精会神地读上半小时，每次读她的作品，都让我愤怒不已。特别是被我们奉之以经典的《傲慢与偏见》，更是把马克吐温气得想挖人家祖坟。
把别人吐槽得一无是处的马克吐温，却万万没想到，自己也有被人看不起的时候。福克纳就认为马克吐温是一个十八线的小作家，他的文章顶多算是超冷饭，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是一个欺负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懒惰者而已。
其实，在欧洲的文化圈中，鄙视链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你不被人鄙视，说明还不够资格。著名的法国作家雨果酒对自己的前辈夏多布里昂嗤之以鼻。
但雨果同样没有逃脱被后人鄙视的魔咒。左拉作为当时的一代文坛娇子，也对雨果写的《卢尔德》愤懑不已。他认为这些文字中的肮脏和龌龊是他所谓不能容忍的。
要说外国文坛中最著名的“神仙打架”当属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间互相看不上且持久不衰的骂战。这两位伟大的文豪的骂战居然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最初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杂志《现代人》中刊发的文章，可以屠格涅夫为代表的文学家对此十分看不上，于是他带头抨击了这部杂志的内容已经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
屠格涅夫将他比喻为“文学鼻子上的一只疖子。”这可把当时真正蜜月旅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气坏了，双方你来我往，好不痛快。而且这还是不是日常的泼妇骂街，他们作为当时有头有脸的人物，在著名的杂志、报纸，甚至自己出版的图书中，对对方破口大骂。这场骂战直到十八世纪末期，以一方去世后才停止。
两位鼎鼎大名的文豪，曾写过《罪与罚》、《少年》、《烟》、《群魔》等被后世人奉为经典的小说，这些小说中无处不在地体现出双方间的火药味。
二、为什么会与“文人相轻”的现象？为仕途？为身份？还是为自己？
不少会问，为什么会有文人相轻的现象出现呢？大家各干各的，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鄙视链。以我国古代的封建社会的形态来说，文人相轻的现象中是多种因素的角逐。文人间互相看不上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双方的家族势力。士族门第在古代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不亚于如今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不仅男女结婚讲究门当户对，就连文人的成就也要看对方的身份和地位来评判。
这一点在唐朝体现最为明显。其实唐朝的诗人中，真正属于官二代的就是我们熟悉的王维。《旧唐书》中记录了他和弟弟两人游览长安时的情况，二人所到之处，无不夹道欢迎。由此可见，王维这位诗人要是不好好写诗，就要回家亿万家产了。有钱人自然有自己的富人圈子，王维圈中中有崔兴宗、裴迪等有钱公子哥，他们都可称之为士族之家。
和王维这种有钱公子哥形成对比的就是以贾岛、孟郊等穷二代的诗人。这些人大多出身贫寒，屡次参加科举却郁郁不得志。好不容易熬到中年时期，混上了一官半职。便开始热衷于写诗，自己的公职工作破罐子破摔，仕途上的不得志，转化成成文学作品中的愤懑之情。他们大部分的诗词和王维所呈现的画风完全不同，其间包含了孤寂、贫穷、饥寒交迫等苦不堪言的描写。
贾岛和孟郊二人的现实情况就是如此。可他们确实古代有名的“键盘党”，在现实中唯唯诺诺，却把对现实的不满和委屈一股脑儿写进诗里。当看到他们的老师韩愈一起去宰相家中拜访时，看见院子内的风景时，便写出了“蔷薇花落秋风起，荆棘满庭君始知。”来对权贵家庭的抨击，以表达自己的愤懑之情。可这两位却不得不因为现实的事情，苦苦哀求宰相，如此想来，确实是件尴尬至极的事情。
这两位诗人为后人创造出了清冷、生涩的处事形象，如此看来确有几分文人风骨。可现实情况是，他们不是郁郁不得志，而是没把精力放在工作上，而是将现实的不满转而投入诗句的抒发中。
正因如此，这两位诗人在当时被人所不齿也属正常。其中当时宋朝最为潇洒的浪子苏轼。对孟郊之流很是鄙夷，认为他就是博可怜。直到苏轼被贬至蛮夷之地后，自己真正体会到这种穷苦之后，才发现原来孟郊诗句中所说的“饥肠自鸣唤，空壁转饥鼠”确有几分道理。
你以为只有在现代人们才遵循“颜值即正义”吗？其实早在古代，人们也会根据外形的美丑做出评判，甚至在古代的诗人间。又帅又会写诗，自然受业界追捧，如果其貌不扬的诗人，则多少受到文人间的轻视。如此看来，古代的文人也挺肤浅的。
唐朝时期的张九龄，就是当时文人圈中“最靓的仔”。不仅诗写得好，更重要的是他外表被史书记载为“耿直温雅，风仪甚整”。不仅长得帅，甚至连官职也是当时文人参政中职务最高的，张九龄时任唐朝第一任宰相。
张九龄在任职期间，提拔了如王维等诗人，王维也以“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表达对张九龄的感激之情。
长得帅连皇帝都爱，可要是长得对不起观众，纵使再有才华，也会被社会各界看不起。唐朝时期的诗人罗隐正是其中最悲催的一位。在史书中记载着罗隐的相关的描述“隐虽负文称，然貌古而陋。”这位诗人就曾参加过十几年的科举考试，可屡屡被刷下来。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长得实在太对不起观众了。
根据史料记载，这位长相抱歉的诗人的诗审视博得郑畋女儿的欢心。但其女儿却一次都没见过罗隐的面。于是郑畋召见了他，本想给女儿好好介绍一番。可当双方见面后，罗隐的长相实在太吓人了，直接把郑畋的女儿吓得不敢说话。
不仅爱情不得志，罗隐科举连年不中的原因，很大成都上是因为考官嫌弃其长相丑陋，认为此人如果当官了，实在是丢了大唐的脸面。这位诗人于是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怼人生涯，在和其他诗人对骂中，他说出了自己的愤懑，“要不是我因为长相的原因，有你们这些所谓的诗人什么事。”
当然，文人相轻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因为政局的改变而衍生的产物。李白与高适本是一对密友。随着高适入主朝廷后，伴随着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开始对“诸王分镇”这一政策的反对，再到后来唐肃宗对高适的重用，这期间历经了几十年的政权更迭。由于李白的哥哥在朝廷时，所属派系为永王璘的幕府，随着其篡夺王位行动的失败，被贬至夜郎。这时李白开始跑关系，想到了曾经的好友高适在朝中的地位，于是求助于高适，可高适竟袖手旁观。于是两人的梁子从此便结下了。
而同为好友的杜甫，当时是在成都当刺史，杜甫和高适两人的工作地点其实离得并不远，但因为他对李白的事袖手旁观，于是杜甫、高适二人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更多是的时候是双方以书信代替见面，随着后来李白与高适的交恶，杜甫也逐渐开始远离高适。
结语：其实，文人相轻这现象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古人“相轻”的原因是为仕途、为命运，而现代人的相轻则更多集中在对文学审美的批判上。其实说到底，还是作为文人本身，对于个体之外的思考的主观性。毕竟文学不同于数理化的理想，它更看重写作者的思维和格局。这或许是文人相轻这个话题经久不衰存在的本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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