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ice
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人很容易以其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抽象思维而沾沾自喜,但忽略抽象数字背后的真实含义,往往落入罔顾常识的陷阱之中。我赞同丹尼尔·卡尼曼在揭示人类系统性认知偏差方面提出的观点——抽象而冷酷的基础概率比具体而鲜活的偶然案例更容易帮助我们接近世界的真相,但如果忽视那些极其优美而简洁的抽象思维背后的真实含义,却同样可以使我们陷入认知误区。
在我看来,基于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这个精确公式而得出的某些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就是一个例子。该例子表明,当我们过度沉迷于抽象理论时,经济系统的细节与本质会怎样地被视而不见。
首先提一个问题:在以支出法核算框架下分析经济增长的结构表现时,是看净出口还是看进出口?或者说,是贸易顺差,还是贸易总额?
国民收入恒等式是基于总收入等于总支出这一概念,我们由此得到Y=C+I+NX(总收入=消费+投资+净出口,净出口即出口减掉进口,等号右边对应三项支出加总,因此也称为国民经济的支出法核算)。特别是,之所以要从出口中减掉进口,是因为国内消费与投资已经包含了进口所对应的部分,为了避免重复计算,逻辑上,必须将进口剔除。
于是,贸易顺差这个概念借助这个精简的等式嵌入到我们的思维之中,我们可以非常严谨地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eterisparibus):(1)贸易顺差扩大有助于经济增长,(2)贸易顺差扩大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关联,顺差越多,经济越好,(3)即使经济增速下行,但你看,顺差在扩大,说明经济还是有亮点。
这是我们在平时阅读宏观分析时经常会遇到的三个表述。但很遗憾,这些表述似是而非,存在很大的逻辑漏洞。这里先不就第一个表述所涉及的因果倒置错误进行详细解释了(注意“有助于”三个字是一种因果表述),我将向大家展示的是,第二个表述在经验上是不成立的,这意味着在理论逻辑和经验事实之间存在着被我们忽视的重要问题,而第三个表述,则是彻彻底底在抽象理论迷宫中走失后的头脑癫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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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年为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年份,一方面,它是年中美关税摩擦升级后关税政策对我国出口产生实质性冲击的一年(毕竟年全年的narrative是“抢出口”),另一方面,它是年疫情大规模暴发之前、因此各项经济活动未受到极端冲击而相对正常的一年。那一年,我国以美元计价的贸易顺差显著增长近20%(为简化,仅考虑货物贸易),不可谓不亮眼。而贸易顺差大幅扩张的背后,是出口增速从年的9.9%回落至年的0.5%,同时进口增速从15.8%回落至-2.7%。在两个都差的情况下,进口比出口更差,衰退式顺差——经济学家发挥其娴熟的辞令技巧,生造出一个新词——整挺好!
事实如何呢,年我国现价GDP增长7.3%,不变价增6.0%,分别比年回落约3.2和0.8个百分点,是最近几年除了年疫情冲击外增速最低的年份。这样看,以20%的增速迅速扩张的贸易顺差对于当年孱弱的经济形势而言根本没有任何指示意义。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看一下以加入世贸后为起点的年以来我国GDP、贸易顺差和贸易总额年度增长率之间的历史相关性。这20年的时间序列图显示,GDP增速实际上跟贸易顺差增速的相关性很弱,而跟贸易总额增速的相关性更高,相关系数0.16VS0.72。
更直观的散点图对比如下,左边是净出口(net)与GDP年度增速,右边是进出口总额(trade)与GDP年度增速:事实上,并不是顺差越大,经济越好,而是贸易总额越大,经济越好。
为什么会这样呢+1?按照国民收入恒等式的逻辑,明明要看净出口的呀。这需要我们重新考察经济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eterisparibus),“净出口越多,经济越好”的命题建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上。抽象的思维实验中,我们当然可以假设净出口变化的同时投资和消费保持不变,但在现实层面,这是不成立的。因为正如下图所表明的,出口和进口本身高度正相关,导致包含了进口因素在内的投资和消费也会与出口正相关,出口增加,这时候往往进口也会增加,消费和投资也是同步扩张的,出口减少,进口往往也是处于下行,消费和投资同样面临收缩压力。
至于为何,可以从两个角度作解释。一是互为因果,二是共同受第三方因素影响。前者是说,比如,一方面,出口增加,出口型企业盈利改善,员工工资和收入上涨,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有了扩张基础,这当中自然包括对进口消费和投资的需求扩张,另一方面,进口增加,用于生产的原材料、工业设备得到补充,更有利于国内生产和潜在的出口扩张;后者是说,因为技术进步、劳动力增加、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等,经济产出扩张,生产能力的扩张在投资、消费、出口(我们用不完,给老美)和进口(有钱,全球买买买)方面得到同步体现。
当然,以上只是举个例子说明进口与出口高度相关背后的可能原因。笼统而言,进口和出口本质上都是交易,尽管在学术上说,开放经济体的净出口、净储蓄、净资本流出三者等价,或者说,出口是本国牺牲掉当期消费带来的满足感,来获取未来更多的收益,同时外国以跨期借贷的方式享受它本来所不具备的当期生产能力所能带来的消费满足,但总而言之,进、出口就是交易,进口和出口扩张反映了经济体的交易活跃程度很高,贸易活动收缩则反映了经济交易的收缩,这是很符合常识的。还记得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的吗?生产效率源于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这才是贸易(即贸易总额而非贸易顺差)之于经济增长的真实含义。
不过,难道贸易顺差这个概念毫无用处吗?倒也不是。一国出口与进口的边际差异是产出能力体现在不同领域的差异,本质上与投资和消费的边际差异是一样的。虽然我不赞成“投资/消费/出口(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这种因果倒置的表述,更确切地说,我认为投资、消费、出口与进口是经济产出能力的结果,同时,恰如其分的投资、消费、出口、进口,将成为经济不断再生产的原因(逻辑上存在先后顺序,但实际过程是同步进行且不可区分的)。
人们总是相信可以人为操控经济资源在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之间的分配比例,以达到他们所期待的完美经济增长模式,不同时期他们会强调不同模式,如今,人们往往贬低投资,鼓吹消费。背后的想法大概是,投资回报率边际递减,我国投资效率越来越低,投资需要大量资金,不可避免高度依赖信贷,且还具有挤出效应,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体往往债务很高,环保主义者还会说修建“铁公机”会破坏环境,消费呢,消费几乎具有投资所有相反面的好处,总而言之,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消费兴国。
这其实否定了消费需要购买力作为支撑的事实(是的,投资也需要),购买力从微观角度来自你的价值创造,宏观上表现为经济增长,没有购买力支撑的消费和投资,只能借助债务才能实现,而债务总是需要偿还的,用你未来的购买力来偿还,这就是为什么说消费与投资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反馈作用是很容易理解的。就其定义而言,投资是在弥补掉折旧后的净资本增加,它本身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厂房、设备、交通设施、人力资本等,投资越高效,未来的生产能力扩张就越快。甚至有奥地利学派的人抬杠说,拉动经济增长的唯一一驾马车就是投资。
但我想说的是,消费不仅仅是对现有生产能力的损耗,它的意义也不应被轻视。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消费。一,归根到底,我们累死累活劳动的最终目的,还是消费,索洛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经济增长的黄金律”就是以人均消费最大化为目标函数的最优储蓄率,隐含的价值取向是(请不要相信经济学没有价值判断的屁话),人类的福利状况直接取决于消费,欧也妮·葛朗台再吝啬,他还是要吃饭;二,埃里克·拜因霍克在其《财富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主流社会的消费偏好塑造了经济体的生产结构;三(我个人喜欢琢磨的),消费和投资的界限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泾渭分明,消费本身也能够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比如,教育究竟是投资,还是消费?不同个体的感受是不同的,对于那些志趣高雅的有闲阶级而言,接受高等教育、投身学术研究,可以说得上是一项智力消遣,但对于把高考当作改善未来经济状况的家庭来说,教育更像是一项投资。生活中很多看似毫无价值的消费活动(付费刷剧、购物、听周杰伦的演唱会…),哪怕在最微小的层面,也具有生产价值。
已经不知道写到哪里去了。
最后想说的是,我也相信在抽象层面存在一个最优的投资消费进出口比例,但我不相信这个比例可以依靠人的智力而被明确地揭示,它是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且瞬息万变的经济互动与行为选择的结果,企图操控这个比例,不可避免地,需要去操控人的行为。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投资还是消费,它们之所以还能够具有一点点经济学意义,是因为该选择权属于且应当属于具象的个体。
如米塞斯所说,经济学是人的行动学。顺着他的思路,经济增长是一个微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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