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斯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形质论
本书简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若要实现幸福或好的生活，一定要在三个领域内达到卓越，即政体（politeia）、法律（nomos）和教育（paideia）。或者说，一个好的城邦也就是具有好的政体、好的法律、好的教育的城邦。该书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理论中的城邦概念、城邦的目的、城邦政体、城邦法律、城邦教育等。然而，哲人们的理论构想在现实中常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它们既受到人们广泛的赞扬，却又很难得到有效的实践。但通过重新审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思想，我们仍然可以获得极具智慧的理论资源。比如，有助于实现公民幸福与卓越的城邦才是好的城邦。而坏的城邦要么改革，要么终将无法维系；公民的好生活既不能脱离理性，也不能脱离实践。因而，优秀的公民不但追求智慧，还会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亚里士多德论音乐与美德教育
国内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和音乐教育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未区分快乐、闲暇、娱乐、放松与消遣。译法与运用都出现了混淆，但它们具有不同的含义，区分这些术语是理解亚里士多德音乐教育的基础。此外，理解亚里士多德的音乐教育也有助于我们更为精确地把握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公民教育等重要议题。
一
在古希腊时期，每个城邦的教育目的都异常明确，那就是将本邦的青年人培养成卓越的公民。教育只与人的美德（Arete）有关，而与技术（Techne）无涉。正如弗里曼（Freeman）指出的：“希腊普遍的舆论依然坚持认为，‘传授技术和一切旨在赚钱的教学都是庸俗的，不能冠以教育的名义’。”但在不同的城邦之间，人们对什么是卓越公民理解却不尽相同，因而每个城邦的教育内容也并不一致。比如在斯巴达，教育就是为了培养战士，强壮的、勇敢的、团结的、纯粹的战士。他们的男童从出生之日便要接受这种培养的洗礼，不健康的男童被抛弃，有可能成为战士的男童得以抚养。他们的教育体系有其专有的名词，即agoge，其字面的意思便是“指引、约束或管教”。这种教育极端地强调守纪、忍耐痛苦的能力，试图培养公民独一无二的城邦荣誉感。于是，斯巴达取缔了家庭教育的权力，城邦全权承担起培养公民的职责。在这种统一的教育模式下，公民的行为举止都非常类似。这使得斯巴达的城邦特性得以彰显，但人的个性几乎完全被磨灭了。
就城邦教育的同一性而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很认同斯巴达的教育模式。因为城邦与家庭之间若存有不同的认知，那么家庭所培育的公民就未必符合城邦的要求。“是家庭不是国家来负责青年人的教育；一家之父给予他儿子的教育也许与国家的需要和性质背道而驰，很可能产生暴乱革命而不是好的公民。”于是，柏拉图否定了家庭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他在《国家篇》中指出：“他们把这些孩子接受过来，改变他们从父母那里受到的生活方式影响，用自己制定的习惯和法律培养他们成人。这是我们所述及的国家和制度藉以建立起来，得到繁荣昌盛，并给人民带来最大福利的最便捷的途径。”亚里士多德虽承认家庭教育的积极意义，但他也将教育之根归于城邦。“既然整个城邦有着唯一的目的，那么很明显对所有的公民应实施同一种教育。对教育的关心是全邦共同的责任，而不是私人的事情——今天的情况则是个人关心各自的子女，各人按自己认可的准则施教。然而对于共同的事情应该实施共同的教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夸奖斯巴达道：“斯巴达人应该受到赞扬，因为他们尽了最大努力来训练儿童，把儿童的教育作为全邦的共同责任。”对于希腊亦是如此，“教育应是全邦共同的责任”。
但是对于教育内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斯巴达有重大缺陷。因为斯巴达的教育过于单一，只培育了一种美德，远远没有实现教育应有的目的。他们都认为，教育不仅要培养强壮的身体，还要追求卓越的灵魂；不但要追求勇敢，还要追求智慧。并且，身体教育要以灵魂教育为目的，实用教育要以高尚教育为目的。若过于强调身体或实用，那么不仅无益于高尚，甚至会导致有害的后果，“处处寻求实用是对自由大度胸怀的极大歪曲”。因此，亚氏认为，在必需或实用的教育之外，“应当有一种教育，依次教育公民的子女，既不立足于实用也不立足于必需，而是为了自由而高尚的情操”。在《政治学》中，亚氏主要谈到了四个方面的教育内容：“读写、体育、音乐和有些人加上的绘画。”在它们之中，体育、读写、绘画都有实用意义，但它们也能以高尚和审美为目的。不过，“关于音乐则有些疑问”，因此，亚氏花费了较大的篇幅讨论如何理解音乐教育。
二
“音乐”的希腊词“mousike”是英文music的辞源，但它的含义要更广泛。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不仅指音乐自身的所有形式，而且还涉及诗的很多形式，包括那些通常并不吟唱甚至从不伴随曲调的诗”。然而，亚氏有时又会将“音乐”与“诗”加以区分，因此美国学者劳德（Lord）就认为“该词组确切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对此，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粗略的划分，即将包含诗在内的音乐视为广义的，而狭义的音乐则“在于旋律和节奏”。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对音乐的探讨正是从狭义角度展开的。其原因或许在于：讨论旋律和节奏更易引起人们争论，也就更能清晰地证明音乐教育的意义所在。对于亚氏的这一特点，纽曼（Newman）曾指出：“首先，我们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五卷中只考虑了mousike的音乐方面（musicalside），而柏拉图则将诗、曲调、节奏都包括在内，并对它的诗歌要素的实质和形式都给予了充分
